他没有任何表示，没说反对，也没说支持，只是啃着他的油条，津津有味地啃。我想，其实他心里是反对的，怕我闯出祸事来，但他又拿我没辙，我想他在心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有能力帮我化解一切祸事。

今天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大知道陶梅庵这个名字了，在民国那会儿，可是个通天的人物。不好意思，我又要说起我老公了。

他十四岁就进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了，因为文才与眼光都好，半年后就被当时的省报《湖南民报》挖去了任编贺，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19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

1928年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

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公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他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婉拒了。蒋公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

我比当时其它的记者更敢放胆真言，也就是仗着他这个大靠山吧。

当天下午，我就打听出张秉坤被羁押在梅城高等法院看守所城西分所。我推着我的自行车上路了。

自行车是我在《妇女生活》杂志工作时社长给我的奖品。社长说，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里，拥有自行车的不过一万来人。可见当时自行车的金贵了，不过有自行车也是件挺麻烦的事，还要上牌照，月月都要上交通局交钱去，不止于此，车主搬家还要主动上报，可以想见，在彼时的华夏，自行车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城西分所是在一家老祠堂的基础上改造的，白墙灰瓦，从外貌看，还是像祠堂胜过像监狱，如果门口没有那两个真枪实弹的狱警的话，那就更不像是监狱了。我停了车，理了理红毛衣，跟狱警说：

“小哥，我是张秉坤的表妹，我要去探视我表哥，再不见，就见不到了。”根据当时的法律，死刑犯只允许家人探视，所以我就扯了个谎。你知道的，没办法，地球是依靠谎言推动其旋转的。

狱警同情地说：“小妹，别伤心。我去向所长通报一声。”一边说，一边把我领进等候室，转身进去通报。

这肯定是按部就班走下流程而已，有民国宪法在，你还敢不让我这个“家属”进去？可没想到，他们还就真的敢不让我进去。

小狱警将一个瘦高个的人领进来，这人浑身上下没什么可以显示出他与人区别出来的地方，包括那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