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只是想到上学时候的一些事。”

说话时手也没停，胡乱翻着柜子里的旧衣服和电话本。

“你真的很好。”叶丹青头伸过来对上我的眼睛。

我笑了一声，推开她说：“词穷就别夸人。”

“要求还挺高。”她靠过来，在我头上敲了敲。

我们搜索了所有的衣柜和抽屉，床上床下、边边角角都探了个清楚，桌子上一排小佛像也没幸免，被我翻得乱糟糟，里出外进堆在桌角。

钥匙的确不在，我打了个电话问霍展旗，他也说没见过圆形钥匙。

啊，要他何用！

最后我只带走了一个电话本，里面是外婆那些佛友的联系方式。回家后我一一致电，问他们是否收到过外婆的东西，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一路不通还有一路。

我又去打开锁公司电话，半小时后来了一个开锁师傅，用工具捅进锁眼，鼓捣了二十分钟还是没有打开，还不停地问东问西，想知道里面装了什么。随后只听“咔吧”一声，那工具居然断开了。

师傅讪讪地笑，又花了半小时把断掉的工具取出来，还要再试，却被我叫停了。我可不能拿这个箱子和里面的东西冒险。

条条大路被拦腰斩断，除了找到钥匙别无他法。

我垂头丧气地缩进小卧室的椅子，叶丹青抱着我的小熊玩偶坐在床上。整个房子只开了一盏台灯，灯火幽然，将我们巨大的影子投在墙上。

“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了。”我颓唐地坐在椅子上转圈，影子跟着在墙上乱舞。

“她会不会把钥匙给了你外公，但是他不记得了？”

“不可能吧，如果他有钥匙，早就被我大姨小舅发现了。”

叶丹青沉思了片刻，问我，外婆是个怎样的人。

我拿过她怀里的玩偶，被她抱得热乎乎的。我揪着熊耳朵，告诉她，外婆是个很坚强的人。

也许外婆是后悔和外公结婚的，这样她就不必搬到城里生活，可以永远在山林驰骋。但那时，她和外公的结合是大势所趋。打猎的生活很苦，卖山货也挣不了几个钱，外婆搬到城里，一家人才能更好地生活。

进城后，外婆做过很多工作，挤奶工、公交车售票员、火车站清洁工，甚至还去工地掂泥包。

靠着外婆的勤劳和外公在工程队的工作，生活终于有了起色。只是外婆不识字，汉语也说不好，找工作处处受制。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和知青学认字，那时候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学了字后，她去商店当售货员，后来有几年还自己开商店，天不亮就去进货，一直开到晚上才关门。我妈大概是继承了她这方面的能耐。

外婆性格刚强，毕竟是猎人出身，独自猎一头鹿不成问题。她刚强，所以要强，要强过了头便成了独断专行。我妈和外婆性格很像，所以反抗最强烈，一口气跑到南方。

小时候，我觉得外婆无所不能，干什么都很厉害。长大后，我才慢慢发现她背后的心酸和无奈。世道如此，不得不这样生活。

她的父母、哥哥都已去世，朋友不多、和谁都不亲近。尽管我是她从小带大的，但在我面前她依然是个长辈。长辈有长辈的经验，也有长辈的局限。

她活得比我久，她的无可奈何我无法切身体会，我的烦恼她也不能感同身受。上了高中，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终于闹到要决裂的地步。

她瘫痪后，我们的关系忽然滑向另一个深渊。

两人小心翼翼不敢触碰对方，一点点的爱都变成千斤坠，坠满悔恨和愧疚，怜悯和痛苦，压在谁的身上，谁就溃如蚁穴。

我知道她已经万念俱灰，余下的人生像她没有知觉的双腿，麻木地成了一片灰。

“她自杀之后我就辞职了。”我平静地对叶丹青说。现在我能用波澜不惊的口吻说起这些，像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

自杀前外婆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说想我了，想见我。那时新年刚过，我手里有个新项目，领导要得急，不许我请假。

我只好和外婆说，清明或五一再回去看她。结果三天之后，霍展旗就打电话告诉我，外婆跳楼了，没救回来。

听电话时我在茶水间站着，刚接起来还催他有屁快放。茶水间的窗外是林立的写字楼，天很暗，下着小雨，远看像一副浇湿的水墨画。

回到办公室我给领导递了辞呈，随后请了几天事假回去奔丧。一个月后，我收拾好所有东西，回到老家做无业游民。

“那时她还在电话里说，她有点塞牙。”我苦笑，“她都没有几颗牙了，还塞什么……”

我顿住了，仿佛有佛祖在我头顶点了一下。这一刻，我感到外婆的灵魂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其实我比想象中更了解她。

我抬起头看叶丹青，隔着一层薄薄的泪水。“我知道了。”我轻声对她说，唯恐扰动墙上的暗影。

“我知道钥匙在哪里了！”

叶丹青问：“在哪？”

“明天我们上山。”

“上山干什么？”

“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