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铲了几把土盖住呕吐物，头没那么晕了，至少能看清嫩蓝色的天。我扔掉铲子，鹅行鸭步地走回柴爷爷家，洗了脸漱了口，喝了一杯热水，才看到叶丹青担忧的神色。

“我没事。”我摊在椅子上，这个样子不太有说服力。

喝完水，我放下茶杯又走出门去。叶丹青问我去干什么，我说我想骑马。

我解开枣红马的缰绳，牵着它向村口走，叶丹青追上我，说：“你这样子能骑吗？”

“别小看我，”我说，“这可是外婆教我的。”

我一直喃喃自语，翻来覆去说这句话。外婆教我的，她教了我很多，我却无法报答。

叶丹青拦住我的去路，说：“那我也去。”

“你去牵马。”

我的意思是，让她把白马牵过来，她却坚持和我同骑一匹。我揪起衣领闻了闻，说我身上有酒味。她说不介意。

我们一前一后上马，她坐在我身后，很有礼貌地与我保持了一点距离，暖烘烘的温度似有似无地从背后传来。

出了村口往北走，山就远了。现在时节层林尽染，在萧瑟的冬日到来前最后燃烧一把。草原上的草却日渐憔悴，马蹄踏上去总把它们的腰杆儿踩断，遍地呻|吟声。

目之所及杳无人踪，连最近的房舍也退居地平线后。这是草原深处，没有多少人胆敢领教它的风景。

去额吉村看看吧。

其实村子早就不在了，连后来的伐木场也搬走了。小时候我去过一次，外婆带我骑马去的，只记得那里有一栋长满蜘蛛网的房子。那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只顾着在林子里傻玩，现在想起来，恐怕就是额吉村的所在地。

我拉起缰绳，叶丹青的双手从我两边绕过，抓住马鞍，生怕我掉下去。我叫她坐稳，双腿夹紧马肚子，朝额吉村的方向去了。

风呼啸着从耳边刮过，枣红马不知为什么跑得飞快，驮着两个人，居然比往常跑得快上一倍。叶丹青稳稳地坐在后面，呼吸和风绞在一起。我反倒有点东倒西歪，不时碰着她的手臂。

我努力地辨认额吉村的方向，在上海借阅的那本书里，地图上有它的位置，恐怕是它唯一存在过的证据。往后柴爷爷这一辈老人离世，就彻底没人知道额吉村当年的情况了。

沿着远山剪影，我们终于遥遥地看到一溜矮平房。我吁了一声，让枣红马放慢脚步。它极通人性，果真慢了下来，鼻子粗粗地喷着气，在越来越冷的天气中化成一阵淡淡的白烟。

“前几天发掘古墓那个人和我聊天，”我说，“说柴爷爷每天跑到树洞外面守着。他们把那堆骨头运上去，柴爷爷就坐在旁边哭，说这是他家亲戚，五十多年前失踪了，求他们把骨头给他。

“人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来问我。我说，是啊，确实有一个村的人都失踪了，事情过去六十年了。

“但那个人说，从没听人说过。柴爷爷闹着不肯让他们把骨头收走，他们看他年纪大，也不敢动他。后来检测了一下，那些骨头的确不是古代人，也就给了柴爷爷。我猜柴爷爷一定把它们埋在额吉村了。”

那座墓是辽代的，确实已经被人盗空，仅剩了棺材里的一点陪葬品。但究竟是何人盗墓，最后一次被盗又在什么时间，还没搞清楚。

伐木场的旧房子一直没拆，围墙上还用红漆写着“战天斗地，人定胜天”。院子背靠大山，几棵树斜斜地向下倾，马上要压到房顶上。

我和叶丹青下了马，走进院子。

一颗粗壮的木头横在墙下，贴着地面长了一串茂盛的狗尿苔。院子里是泥地，东一堆西一堆摞着乱木头，已经被风雨啄得发白。平房门口停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拖拉机，四个轮胎深陷土中，瘪得像融化了。

屋子大门紧锁，玻璃上灰尘太多，倒影都照出两三条。望进里面，像工人宿舍，床还铺着，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人去梁空巢也倾，曾经一度热闹的地方就这么空荡下来。

我们在院子的角落找到了柴爷爷做的“墓”。它过于格格不入，叫人一眼就能发现。

一个半人高的土包，上面放了一副马鞍。是柴爷爷最喜欢也最得意的那副，某一年他从那达慕大会上得来的奖品，被人眼红了好些年。

马鞍上刻着字，是蒙文，我不认识。猜了猜，可能是额吉村人之墓一类的话。

我掏出烟盒，夹了一支出来轻轻点燃，然后挖了个小坑，把它埋在了土包前。

“舅姥爷，”我跪下去，磕了个头，“你们安息。”

说完又觉得不对，当初的恶人没准还逍遥法外，外婆也很可能是因此出了事故，他们又怎能安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