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名兰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人事股的。

没有人能理会她的迷惑，也没有人可以解开她的迷茫与慌乱。

一场突如其来的谈话，打了邹名兰一个措手不及。

她一时没了主意。眼前晃动的，一会是老会计讳莫如深，含糊其辞、躲躲闪闪；一会是人事股长的恩威并施、逼她就范。一张罗天大网，似乎铺天盖地而来，在她身边撒开，将她网住，让她走投无路。

她回了江北老家。人事股长提及的男孩华继伟，在她老家，离她家不远的农行营业所。

她悄悄去瞄了一眼。

只一眼，人看到了。

那个人坐在柜台后方的小伙，一起身，整个人露了相。很明显，他的个头一定是遗传了他爹的基因，低人一头；令她不安的，从他嘴巴里冒出来的话。话里南腔北调，夹杂着含混不清，像是口齿不利索，听不出是哪里口音。面前来了人，他与人打招呼时，变得含混，更像是拖了长长的前鼻音：

“咹……”

不注意听的话，听不懂他说什么；更为要命的，是他长着一副不太方正的脸，或许是在屋子里呆得过久，脸颊苍白、微微下陷，全然不是她心仪的类型。

第一印象很糟。而且印象这东西像是与生俱来，很是执拗；你越是想努力地说服自己，接纳它，却是不听使唤、难以改变。

邹名兰努力地说服自己，却无济于事。

她以来逆来顺受的脾气，试图接受他，让他在她心里占据一席之地，想与这个男孩与从不认识，相知到相熟，却难以做到。是的，要是男孩有着一丁点的阳光，或许，阳光可以照料进她渴望已久的荒芜，哪怕仅是一厘米，她也可以放大，成为一片天。

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过后，她的耳畔多了两个争吵不休的声音。二者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其中一个是“好”，另一个是“坏”。“好”的一方，试图说服她，劝她接纳；而“坏”的声音，则在顽固地寸步不让，否定着一切。

最终，否定占了上风。

是的，她不喜欢他的古怪腔调，不喜欢他的吊儿郎当，甚至，不喜欢他的工作。天地无数有情人，世间满眼无奈人。她无奈地在顽固在抗拒里挣扎许久，最终放弃，开始逃窜。

从营业所到回家路，她的眼里，全是他的猥琐。

一时间，她心乱如麻。

回到家，一家人全在等她。

没有隐瞒，她将事情的前后说了，也将心头的的艰难和迷茫，和盘托出。

沉默。

可怕的沉默。

没有人吭声，一家人像是按下了静音键，开启了无声状态。

特别邹云兰的父亲邹云全，他在东平街当街长多年、虽说只是一个村小组长的身份，但以他街长一、二十年的身份，经历世事无数、阅人不少，却在这样的时刻，没了主张。

父母总是希望儿女好。邹名兰提及的男孩，邹云全见过。

男孩虽是新人，可身为街长，免不了与银行这样的单位打交道，存款，取款，甚至是贷款。他见过男孩。并且，农行的两个营业部，一个是男孩所在的营业所，另一个是家门口不远的储蓄所，男孩经常往返于两个部门之间，他不时能看到男孩从自家门前经过。

是的，男孩如女儿所说，给他的印象不佳。虽说不如邹名兰所说的猥琐，但至少入不了他的眼。要让女儿嫁给这样的男孩，邹云全一时没了主张。他难以判断是祸是福；但如果不嫁，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他变得两难。

最后是姐夫开了口。没有哥，姐夫在几个妹妹面前担当了兄长的身份。他在家里侍奉田地，是再典型不过的庄家汉。如今，他张了口，说出自己的想法：

“都什么年头了，还要父母出面、包办婚姻？换作以前兴，现在可不兴了。新时代了，不再是以前父母大包大揽的时代。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哪儿的井水不养人？你要是看不上，不管他，听你自己的。”

听到丈夫开了口，姐姐一声轻叹，跟着说了话：

“名兰，要说这个事情，你得一个人摊粑粑——自己的火候自己掌握。只是有些话，我一直不敢多说；我怕现在不说，你将来后悔。所以，当着你的面，再怎么难，我还得说出来。要是你觉得我的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你看，你从小身子弱，个头没有长多高，拿不动锄头、挑不动担子的，所以家里一直供你读书。家里但凡田间地头的重活计，一直是我、你姐夫，还有爹妈顶着。嫁人选人，跟种庄稼一个理。你不图上茬也得图个下茬（笔者：上茬，下茬，本地方言，原本指田地里宜季的不同庄稼种类，这里用以借代现在和将来）。要找人，不说要找个高高大大、大力饱气的，也得得找个壮实点、能挑能拿的。就你说的那个小伙子，我听农行的叫他‘小伟’，我早注意到他了。他人长得可不咋样。长得矮些，也就算了，我们几个个子也不高，不图个大旺（笔者注：大旺，本地方言，指过高的希望和要求），但至少也不能像他一样饥饥瘦瘦（笔者注：饥饥瘦瘦，本地方言，饥是形容一个人没有吃饱饭，饿得慌的模样；瘦是瘦弱。饥饥瘦瘦是迭词，形容一个人的身体瘦弱、单薄）的吧？”

姐姐话一出，全家人再次没了声音。

回到单位，邹名兰找到人事股长，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笑容在人事股长的脸上僵硬了。

他整个人变得阴沉。

拉下脸来的人事股长，几乎没有留给邹名兰任何幻想。

他以闪电不及掩耳式势，当即通知邹名兰：

“那，你收拾东西，去半海社报到！”

命令来得坚决，如此快，没有丝毫迟疑。

其中的因因果果，邹名兰再清楚不过。只是她没有想到来得如直接、如此快。

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之后，邹名兰开始收拾行李。

宿舍被收，她交还了钥匙。再接下来，她像是被扫地出门一样，只身背上行李，在往城外走去。

人事股长所说的“半海社”，是坝子东北的一个半海乡供销社。

那样的基层社，她去过。

没有人作伴，没有车送行，她一个人，手拿肩扛，带上大包小包，挤上微型车，去了半海乡。

半海乡差不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皮夹沟。它的路程，与县城到老家相比，不算远，十来公里路，却不是坝区一样的平路，而是一个坡接着一个上坡。

一连串的上坡和下坡，让她像是坐上了过山车。

走进半海供销社，里头没有人迎接她，少了温度，冷冰冰的。

稍事安顿，第二天，她见到了熟悉的半海供销社主任。

换作之前，主任和她是亲近的。

之前她来过这里。可那时的身份，她是县社的主办会计，手里拿捏诸如半海社这样一个小小基层的生杀大权，不论是来核对报表，还是来监督盘点，每次主任见到她，总是叫着她“大会计”，和颜悦色，跑前跑后，像是把她含在嘴时怕她坏了；吐出嘴，怕她飞了。

可今非皆比。没有了之前的身份，再次见到她，主任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像是借了他的白米，还他粗糠一样。

一切变了。她感觉受不了他的突然变化。

因果轮回，有果有因。看着主任冰冷的脸，邹名兰一遍遍告诉自己，自己眼下的身份，不要对任何人有过度的期待，人走茶凉才是人际关系的常态。

经过主任安排，她换上粗布劳保服，站上了营业柜台。

走上营业柜台，她变回了一名小营业员的身份。

从人人讨好的县供销社股室的会计，沦落成为再普通不过的售货员，她像是折翼的天使，从天上掉落地上。

几天站柜台下来，她知道自己之所以没有再被派往山头的购销店、代销店去，是因为近几年供销社效益下滑，各购销店、代销店难以维计。为此，华三定勒令各乡镇供应社负责人，将乡镇以下规模大点的购销店、代销店，盘出去，交由各店承包经营、自负盈亏。各个点自此没了旱涝保收，只能靠自己双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那样的承包店，再不能安插像象邹名兰这样的新人。

柜台成了邹名兰的一成不变。

一进营业室，她戴上袖套，系上大大的围腰，整个人包裹得像是大大的棕子。特别是堆放化肥的角落，挥发的氨气，呛人口鼻，她得再戴上多层的口罩，将一张脸捂得严实。

每袋几十公斤的尿素和氢氨，是店里销售最好的农资。

要将沉重的农资搬进店铺，挪到磅称前，邹名兰渐渐感觉吃不消。她得陪上笑脸，请前来购货的村民，搭把手，将农资抱上称。称量过称后，收了款，她还得再次像是欠村民一样，再请他们搭把手，鼓足力气，卸下货，装到买货人的车上去。

拿轻举重，分明是笨重的体力活。几趟下来，她累得粗声喘气，嗓子像是撒了辣椒粉，胸口憋闷、气短，半天缓不过气来。

卖力气不算什么。

供销社人多，而且年青人居多。人多的时候，挤得营业室人头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