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湘点点头，又忽然想起什么，快速地在记事本上写下一串文字后，将那一页纸撕下给她。“这是佳木斯教导团的地址。”他柔声说，“空闲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写信。”

学院大门开了又关，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渐行渐远，轮胎扬起烟尘又落下，风卷着话语吹来又散。阮静秋分不清脸上是泪还是淅沥的雨水，她只知道，她已经开始思念他了。

爱情的滋味有多甜美，分别的日子过起来就有多辛酸。那纸结婚报告她没找到，也许当时他收拾得匆忙，一并装进了自己的行李。她每月至少给他寄去一封信件，告诉他自己近来的生活和学院里发生的趣事，可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她从一个冬天等到了又一个冬天，还是没有收到来自佳木斯的一封回信。从乐观些的角度猜想，这大概是由于当地严格的战犯管理制度，他们只能收信而不能对外寄信；但午夜梦回，她又时不时会惊出一身冷汗，总看见他像是受了伤的模样，摇摇晃晃、狼狈不堪。她既盼着在梦里见他，又怕在梦里看见他过得不好，那阵子，睡觉对她来说竟成了一件很大的折磨。她直到那时才发现，有他在身旁的那些个夜晚，她从来不做噩梦，总能踏实地一觉睡到清早。老旧的折叠床如今不必再负担另一个人的重量，有限的面积全都由她一人独享，可她没有一天不想念他的怀抱，没有一刻不盼着他回到她身旁。

人害了相思病，工作也提不起精神，梁主任已有多次委婉地询问她最近有什么心事，为什么总是魂不守舍并唉声叹气。她哪敢说出真相，只得借口身体不适，向他请了几天短假，乘火车去了一趟北京。

九月楚青从苏联回来后，两人曾通过几封书信，但也没说及廖耀湘的事情。这趟登门拜访，阮静秋其实有些心虚，以现代人的思维，她求人帮忙，理所应当带着礼物上门，但在当下的这个时代，过分贵重的礼物和过于无理的要求很可能会为朋友惹来麻烦。她想了又想，觉得给孩子们带些零嘴总不会出错，就打了个点心匣子一并捎去了家里。

接近年底，首长们和学生们都忙得够呛，一家大小这日只有楚青一人在家。她笑吟吟地将她迎进屋，一见面就说：“你精准无误地挑了个最清净的时候！”

阮静秋随她踏进屋门，局促得手脚都不知该往哪搁，这只点心匣子更好似有千斤之重，给与不给都叫人为难。她窘迫万分，说道：“我给孩子们买了一些点心。谈不上贵重，只是我的小小心意。”

楚青笑着接过匣子：“惠宁这两天正吵着要吃点心，我怕她牙疼，正准备和她打一场‘拉锯战’。哪知一着不慎，竟被你抄了后路！”又拉着她坐下，问道：“我看你来之前的那封信里说，想问一问佳木斯那边的情况。这事不好通过首长去了解，我所能问到的也很有限，但我确认那里的生活起居、医疗保健都有专人负责，除了冬天确实冷一些，其他方面不至于辛苦受罪。不过，要是去探望的话，事情还是有点复杂。一来，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探视规定，就算我支持你到佳木斯去，你也未必能够见到他；二来，探视人通常得是夫妻、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你们偏偏又没结婚。”

阮静秋有些沮丧，心想若没有医院的那场风波，或许他们已经堂堂正正地结婚了。她问：“我听说东北一向很缺人手。我申请调到佳木斯教导团去工作，行不行？到那里我也一样能做医生。”

楚青叹口气，摇头道：“我不是存心要泼你冷水。工作调动是个长期的、不好变动的事情，相比之下，战犯改造的过程或许还要短一些。万一他先出来了，你却还要在冰天雪地里工作，到时免不了又要两地分别。”

这已是一种非常体贴的婉拒的说辞。阮静秋并不想为难她，两人再随口聊了些别的闲话后，她就准备起身告辞了。临走前，楚青拉住她，悄悄提醒道：“佳木斯不成，没准还有别的办法。我近来听到一些传闻，说是各地分散的战犯和俘虏要再次甄别确认身份，其中官职和军衔更高一些的人则有可能统一安排到北京管理。你的那一位曾位居西进兵团司令官，多半会在其中。如果有机会到北京来，你一定要试试看。”

阮静秋恍然大悟：对呀，比起大费周折地调到佳木斯去，还不如设法先到北京，他早晚也要到功德林来。她连连点头，握着她的手一阵千恩万谢，又忍不住悄悄问：“你怎么知道他的？”

楚青也笑，凑到她耳边答道：“我猜的！那天见了他，我就觉得有些眼熟。后来一想——金丝眼镜湖南腔，可不正是廖耀湘嘛！”

阮静秋也不好意思地摸着脑袋笑了。人都已经出了家门，她才在随身的小包里发现了楚青不知什么时候偷塞进去的几张钞票。她果然跟丈夫一样极有原则，收下点心是不想使她为难，但随后就又把购买点心的钱款还给了她。如此对比，她更觉得自己的思想与精神都实在落后太多，脑袋里光想着感情，半点也没有为新中国做贡献的自觉。这样一想，她更没有了在北京城闲逛游览的心思，只想早些回到军事学院，弥补之前疏漏的工作，继续读书学习。正在往车站去的路上，一辆汽车迎面驶来，在她身后不远忽然停住了。她无知无觉地继续走着，冷不丁听见有人唤道：“是小阮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