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转向她，友善地摇摇头说：“都是小事。”

阮静秋走到近前，这才看出他们两人的脸色都很不好，从上到下的每一寸纹路和沟壑都写着层层叠叠的愁。她第一次见到他俩这样直白地将愁绪写在脸上，仔细想来，昆仑关大战那样艰苦，他们也没露出过这样发愁的表情。再一看，廖耀湘手里还捧了一碗饭菜，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搪瓷碗边，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有些发白。她不由问道：“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都这副模样？”心中同时已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恐怕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郑洞国先向廖耀湘投去一个征询的眼神。廖耀湘心领神会，答道：“告诉她吧。她是大夫，早一些知道原委，也好心中有数。”

郑洞国点头，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件递给她。阮静秋满脸疑惑地接过信件翻开，只觉得上头的字迹变成了子弹打进眼眶，登时要把她的脑袋炸得粉碎。她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又将寥寥几句文字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不得不相信这上头确实写着杜家长子的死讯——他在大学毕业前夕被台湾方面停了资助，母亲曹秀清费尽周折，也只求来几百美元，不过杯水车薪。留美以来，这年轻人看遍世态炎凉，眼见台湾方面如此绝情，竟一时想不开，服药自尽了。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她愤怒地叫道，见他俩急忙对她做噤声的手势，又压低了声音，“这事绝不能让光亭知道。他身体刚好一些，恐怕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郑洞国叹气道：“他已经知道了。”而后指向缝纫组的房门：“所长和他说完这件事，他就一直待在里面没有出来。”

阮静秋顺着他的示意望向那扇紧闭的房门。她在沈阳和上海远远见过杜致仁几面，那时这孩子还稚气未脱，五官并没有完全长开，但已很能看出父母所遗传的风范，有时和她说两句话，遣词造句也都有礼有节、不卑不亢。这样的一位好孩子如此匆忙地在大洋彼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尚且让她这个不甚相熟的客人和这两位久未谋面的叔伯十分难过，杜聿明是他的父亲，此刻心中的悲痛更是难以言喻。她明白他俩满面愁容的缘由了，耳朵凑到门上听了听，里头只有缝纫机转动的“呼呼”声。她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会把自己熬坏的。”

各劳动小组的工作室都不能反锁，他们不是不可以推门而入，只是都不知道见了他该怎么安慰。廖耀湘把手里的碗筷塞给她：“还是你去。无论怎样，先劝他吃点东西再说。”

阮静秋无措地：“我？你们都不敢去劝他，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郑洞国说：“你去看看他也好。这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哪怕不说什么话，也要确保他身体无虞。”

阮静秋只好端着碗筷，硬着头皮走进屋。天都快黑了，工坊内的光线越发昏暗，杜聿明坐在正中的那一架缝纫机前，窗外西斜的光线正巧投在他面前的布料上。他匀速地踩着踏板、两手推移旋转着布料的边沿，脸上半点伤心难过的表情也无，仿佛他自己已化成了屋里的一台机器。阮静秋明白，这恰恰是“哀莫大于心死”的一种表现，可她宁愿他放声大哭一场，也不希望他这样忙碌地麻木自己。

桌上没有空地，她拖来一张矮凳，将碗筷放在上面。“还是吃点东西吧，”她弯腰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郑先生和建楚他们都很担心你。若你想找人说说话，我们都乐意听的。”

杜聿明没有回应，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仍沉默地凝视着面前的缝纫机。阮静秋只好起身往外走，临到门前，他忽然叫住她道：“请帮我向政府转达，如有法子联系到我太太，让她务必尽快回来。”

阮静秋连忙应声：“我一定带到。”

这天稍晚时候，管理员们叫来学委会的成员及各小组组长开了会，将这件事的原委告知众人。这事立即在功德林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人愤怒唏嘘之余，那些有家眷在台居住的更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中愁苦万分。被俘之前，他们无不以为老校长能看在自己半生鞍前马后奔波效力的份上照看家中妻小，谁知道杜聿明贵为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又先后统领东北、华东两大战场，这大半辈子称得上兢兢业业、从无二心，台湾方面却将他的儿子活活逼死。他这样的人物，家中妻小尚且落得如此地步，更何况其他人呢？

许多人这晚一宿没能合眼。他们无不盼着自己当年将家人留在了大陆，无不后悔当时自己打了这场败仗，使他们颠沛流离到那个孤悬的、无依无靠的岛屿。王耀武同样没能入睡，他虽然庆幸自己当年曾叮嘱过家人不要去台湾而去香港，但更扼腕于自己未能早日看清楚蒋家王朝的本来面貌，否则就该躲过此劫、安享天伦。他和往常一样第一个在胡同里穿梭着叫众人起床，经过阅览室时，冷不丁发现里头已早早坐着个人影。

坐在阅览室一角的廖耀湘察觉到来人的脚步声，抬眼向他回望，两人同时发现，对方眼下也有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一片乌青。“佐公啊，”他苦笑道，“你也一夜没睡？”

王耀武摆摆手道：“不提了。”又问他：“你怎么一早就在这里用功？”

廖耀湘摇头道：“不，我只是忽然想，我还是该给家里写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