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以他特务人员的高明口才敷衍过这番攻讦之后，与坐在人群另一角的廖耀湘正好对上了一个眼神。他们不属于同个学习小组，往日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但在目光交汇的这一刹那，他们无不意识到对方和自己是“同道中人”，心中为此有着一样的无可奈何。廖耀湘谨记着阮静秋的提醒——好在这次与南京时的状况不同，没有滕骥这种不稳定因素来试图打破他摇摇欲坠的理性。他知道自己应该牢牢缝住嘴巴，就算眼前所见所感的一切吊诡又讽刺到了极点，简直与一个笑话无异，他也不能够说出批判的话。

但作为东北战场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在沈阳城中这项围绕老虎所进行的座谈会上，他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不配有。在东北诸将领均陈述了一番自己与老虎的关联之后，人们开始若有若无地将目光投向他，有的带着些鄙夷的神色，仿佛是在对他的不够“进步”而表达谴责；有的冷眼观望着他是要顽抗到底还是要束手就擒，巴不得他暴跳起来怒骂一场，好叫他们有热闹可看；极少数如郑庭笈那样真心关切他的则悄声提醒，要他无论如何说几句话，否则今日绝过不了这一关，还会落下消极抵抗、拒绝改造的话柄。

廖耀湘想，这状况必然是阮静秋没有想过的，她所说的“多说多错”固然很有道理，但她并不知道，在功德林的学员队伍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有时沉默不语也会成为一个人无可辩解的罪责。他眼见杜聿明带头投身于这场荒诞的发言，已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和他倾诉这些苦闷；出了功德林的大院高墙，外头的这片自由世界里也没有了那座清幽静谧的花房，可让他暂时躲藏栖身。如今的他何尝不是仍在溃败逃亡的路上？友人与部下一个个与他失散，他渡不过遥远的、辽河上的浮桥，最终还是要沦为俘虏。他不得不暂时屈服、低头认罪，将难以言说的情绪化作无声的苦笑，而后指着某一只背对画面的小老虎告诉众人，那无疑就是辽西溃败后没头苍蝇似的到处逃窜的自己。

人们满意地看到他加入争相认罪、积极进步的主旋律当中，一些人甚至为与他争抢着同一只老虎而感到了沾沾自喜。天色渐晚，他的投降为这场言语的战斗吹响了全面胜利的号角，小组长们与学委成员先后上台做总结发言并鸣金收兵。廖耀湘双目放空，无神地望向那些来往的身影，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连真假对错都不能够辨识分明。他不明白，难道这一百多人全都是积极的、进步的，只有他和沈醉冥顽不灵吗？又或者，是这一百多人全部陷于了一种群体性的狂热，而唯独他和沈醉尚算清醒？

身旁的鼾声如雷、窗外的月色如水，他在这个难眠之夜里辗转反侧，心中茫然、困惑与孤独交织。他多希望他的小秋此时就在身旁，她不光会愿意听他倾诉一番今日的苦闷，也必然能用巧妙的语言化解他的惆怅、抚平他的波澜。但想起她近来紧锁的眉与疲惫的眼，他又不忍心再将这件事说给她，成为她心头的又一分忧愁。借着微茫的月色，他披着外衣悄悄坐起了身，摸索着在记事本上写下：

“亲爱的小秋：

这是一封我暂不打算寄出的信件。它并非包含了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而只是有关于我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困惑。我既盼望能将它们说给你听，又不愿它徒增你的忧愁，故而暂时记在这里……”

秋意正浓，一则喜讯与将军们返回功德林的步伐前后脚踏入这座高墙：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更值得惊喜的是，他不但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还是杜致礼的丈夫、杜聿明的女婿。中科院的张院士亲自来向杜聿明传达这一喜讯，并告知他，此前的那封书信已经顺利送到了杜致礼手中，在动身前往瑞典参加颁奖典礼之际，他来请杜聿明向杨振宁写一封简短的贺信。

这是去年听闻噩耗以来，杜聿明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喜悦和开怀的笑容，眼中第一次流下欣慰和感慨的泪水。学员们纷纷来向他表示祝贺，他面带微笑，一一抱拳还礼。他的亲家，杨振宁博士的父亲杨武之教授不久后也来造访功德林，他此行是要去日内瓦探望儿子儿媳一家，理应再捎带一份亲家的书信。

杜聿明将这两份书信都写得简短而认真。杨武之离开会客室时，廖耀湘正好从附近经过，外出参观归来以后，他与杜聿明之间似乎生出了一些微妙的距离，听闻喜讯传来，他只是和其他学员一样去和他礼节性地道了贺，没再就此进行个人之间的交流。他听说今日来的这位杨教授是他的亲家，于是当看见阮静秋悄悄向他走去，并将什么东西交给他的时候，就不由得感到了一些困惑，但她又好像躲着他似的，既不去花房里等他，也不在医务室做理疗，直到入冬他也没有找到机会追问。天气越来越冷，他身着厚实的棉衣，行走在高墙与胡同之间，越发感到彻骨严寒向自己逼近。他的心中回响着苍凉的悲号：他的友人已不复过往，难道爱人也要离他而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