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静秋大感莫名，反问道：“教条主义？你说军事学院搞教条主义？武器装备是苏联引进来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我们自己又没有，借鉴苏联的一些东西不是正常的吗？再说，军事学院开办到现在，成绩有目共睹，这怎么能叫做教条主义？”

那个干部接着说道：“那我就告诉你，军事学院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这是方针路线问题！”

这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混淆、盲目以部分取代整体的观点，阮静秋已在之前见识过很多回，无非就是一些人认为一件事总体是好的，只不过期间存在一些问题或错误，及时纠正就是了；而另一些人则由这些问题发散开来，坚持认为这件事全部都已经坏了，必须彻底消灭或连根拔起。她正要就此和对方进行一番哲学辩论，另一位干部挥挥手，先是示意他的同事坐下，而后又转向她说：“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件争论，先谈一谈另一个问题。”

阮静秋压着火气问：“什么问题？”

那位干部貌似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想听一听你在三野工作期间，对当时野司首长的工作风格的一些看法。请你先说一说，当时首长对上级命令是怎样实施执行的？”

这问题更让阮静秋摸不着头脑了，毕竟她在三野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在野司又只是一个普通医生，哪有什么机会经常了解首长们的工作风格。她勉强答道：“我不清楚。上级有命令，首长肯定严格执行呀。”

那位干部又问：“全部都严格执行吗？期间有没有出现过越级擅权、私自调动、搞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况？”

仿佛有一声惊雷轰隆在耳边炸开，阮静秋在雷声中后知后觉地明白了这番谈话的根本来由；关于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一系列疑问直指时任刘院长，而三野的这一串“个人主义”的问题则明显针对粟司令员而来，自己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医生之所以能得这两位干部的特别讯问，正是因为她此前的两个单位恰巧归属于这两位首长的直接领导。时下刘院长已从军事学院卸任，长年居住在上海养病，粟司令员则肩负着总参工作的重担，她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找他们的麻烦，且为了找他们的麻烦，竟连自己这样的一个小角色也紧抓不放。换作十年前，她准会像面对滕骥那样，对这样不公的评价拍案而起，愤怒地痛斥一番这些人的恶劣行径；但她毕竟已经快三十六岁了，就算对面坐着的人大概率不会像滕骥那样因她的反驳而送上一套大刑伺候，她也知道争吵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会为老首长们多添一条“山头主义”的罪名。

她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紧紧地攥住衣服下摆，努力克制住满心的怒火，答道：“没有。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对面的干部则微笑着反问：“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你刚才说对首长的工作风格并不了解，怎么能肯定他没有出现过这类问题？”

阮静秋冷冷道：“因为我相信组织。组织上既然任命了野司首长，必然已经经过仔细的考量与审查。如果三野存在你们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组织上当时没有作出调整？为什么仍然支持野司首长指挥部队渡江，以及随后解放宁沪杭、舟山群岛？”

两个干部交头接耳一阵——他们当然也可以用“此一时彼一时”之类的话反驳她，但他们显然又都不想在对方那里落下“对组织决定指手画脚”的话柄。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她的反问，也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将一沓纸张和一支笔递给她，要求她就刘院长和粟司令员的问题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检举揭发他们的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错误。在第一个版本中，她尽力为老首长们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辩护，试图在报告中竭力澄清他们并没有被指控的这些问题，但很快被两个干部驳回；她又写第二版、第三版，语气更加委婉，态度更加谦卑，甚至也按干部们要求的那样认可了这些指控确有其存在意义和积极作用，但只要她不肯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他们两人有问题、有过失，干部们就不肯通过她的报告，一遍一遍地打回让她重写。

时候已经入夜，自打被他们叫来问话，她午饭没吃、晚饭没吃，只平白攒了一肚子怒气，还被迫写了五六七八份大差不离的报告，此时非但感觉肚腹隐隐绞痛，更觉得头晕目眩，握不住笔也写不出字了。她向两个干部请求：“我身体不舒服，需要看医生。能不能改天再写？”

两个干部却说：“你自己就是医生，不需要找人来看。要吃什么药，我们可以命人去取，报告必须今晚写完。”

阮静秋别无他法，只得勉强拾起笔杆，忍着腹部隐隐的绞痛勉强又写了几个字。正在她眼前一阵阵发黑，几乎快要栽倒在桌上的时候，有人敲响了会客室的门。一个干部起身去开门，张主任探进头来，赔着笑脸对两人说：“我来临时借用一下阮医生。我们有位学员扭伤了筋骨，只有阮医生家传的办法最有效。”

干部们说：“扭伤了就送去医院，我们找阮医生还有事谈。”

张主任客气地一再说情道：“不是我不配合，是医院门诊已经下班了，急诊大夫可不一定有阮医生这样好的手艺，要是耽误了治疗，致使学员身体留下残疾，罗部长再追问下来，到时你们和我们都不好解释。只消做一会儿治疗，阮医生就能回来。”

干部们显然不想由此招来罗部长的责问。又是一番交头接耳后，他们同意道：“最多半个小时。”

功德林的高墙之外有一片新建的小平房，通常是管理人员及其家属的临时宿舍。张主任扶着阮静秋走进他那间屋，把装有清粥小菜的饭盒和一只烤红薯都摆到她面前。他叹着气说：“所长有他的苦衷。我也说不清具体的情况，只知道他是晋察冀出来的，这时候不好明里为你出头。无论怎样，你先吃一顿饱饭，休息一会儿再去和他们说，要你讲什么、写什么，按他们说的做就是了。胳膊总拧不过大腿的嘛！”

阮静秋腹中空空，但看着桌上的食物，她只觉更加反胃难受，只吃进去两口粥就摇头说饱了。张主任出门去给她打水，她木然地坐着，望着窗外高悬的月亮，心中越发担忧，不知今晚过后，粟楚夫妇俩将面临什么，人在病中的刘院长听闻这一番莫须有的指责又该多么悲凉痛楚。她并没和这两位首长有什么私交，若说在济南和南京先后见到杜聿明和廖耀湘是承了他们俩的情，但那对他们来说也只是工作范围内的合理安排，并不是违反原则的特别关照。写一篇胡言乱语的报告当然可以使她轻松过关，可想到这份报告将会被用来罗织罪名、编造诬陷，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

她吞了几粒药片，又揉揉肚腹，感觉方才的绞痛似乎缓解了一些。张主任此时还没有回来，她踌躇片刻，最终作出决定——留下一张字条，悄悄溜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