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我把那间和赵藤曾经一起住过的平房买了下来，这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积蓄。

我想我应该像一个理智的买房者那样，拿出对待高考的态度去研究平方数、价格、升值潜力、学区、公积金……研究人世间数不清的规则，但可惜我没能这么清醒。

我在深夜打开各种显示着房源信息的网站，眼前却是花的，那些机智的、冰冷的数字和叙述进不了我的脑子。过户那一天我抓着房本，在心里告诉赵藤我们有家了。这是我唯一在乎的规则。

房间里处处还留有赵藤的印迹。屋子和院子都打扫得干净，东西简单；院墙瓦檐上的狗尾巴草却一根也没拔，他任由它们在北京城的晚风里絮絮而动。

那把赵藤拉了多年的琴就端坐在床边墙角，像有了生命一样在默默与我对视，在等待着什么。我徒劳地拿弓弦去应付它，不得要领地拉出喑哑扭曲的声响。

甚至说不上是旋律。琴和我彼此都尴尬而失落，但这已经是这房子里唯一的声响。

我把从澳洲带回来的骨灰坛留在了家里，旁边放着那只伴我多年的银色打火机。刘哥曾委婉地劝我把它送到陵园里去，我拒绝了。其实我也知道那些灰尘已经和赵藤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我就是想留下它。留下一点痕迹也好。

它是我敢于绝望的徽章。我要日日与它相对。

怕鬼吗？我巴不得世上有鬼。

在假期还剩几天结束的时候，公司通知我调职申请已经得到批准，我可以直接在北京的办事处入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公司和家的两点一线生活。

新的同事也有一些是从国外调过来的，大家背景差不多，相处起来没什么障碍。我用这些年修炼出来的西式假笑和寒暄与他们打交道，下班后除了偶尔去超市买菜，哪儿也不去。

我脸上时常带笑，告诉自己我是在过一种很平常、很安宁的生活，就像赵藤希望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