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叶丹青的房间外站了足足十分钟，走廊的灯光快要将我晒干。我抑制住三次敲门向她道歉的冲动。她说今晚不想再见到我。

里面没有动静，没有椅子挪动、人行走和其他声音。我拿着书回到自己的房间，见到她的杂志还摆在桌角，便把它翻过来，花花绿绿的广告封底朝上。

我开始阅读那本书，书的内容异常详实，足有五百多页，是1965年到1970年间各省份政区划的变迁，精确到村庄，有些地方甚至还精心绘制了地图。

我查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位知名学者，战争开始前就东奔西走，在各地绘制地图，试图记录当时当地的风貌。

外婆找这本书，大概是想看老家的情况。我在目录找到老家所在的查干巴林市，那几年市区没有什么变动，倒是下面的旗县和村有些变化。

我记得外婆在和外公结婚之前，一直住在山脚下。她曾经跟我说那一带有许多小村庄，住都是猎户，有蒙族人、鄂温克人，还有一部分汉族人。

但我不记得她和我说过她们村的名字，或者说过我也忘记了，只记得离她们最近的旗县叫塔拉旗。

塔拉旗那个地方我知道，我一个初中同学就是那里人，家里开了牧场，一到春秋季节就叫我帮她剪羊毛，包吃包住，剪完拉着我在草原上转一圈。

只是记忆中，外婆从没回过她的老家，即便逢年过节她也只在城里待着，没有亲戚走动。

但我清楚地知道她有个哥哥，也许还有个妹妹，她烧香念佛的时候嘴里常常念叨，说妈妈怎样怎样，爸爸怎样怎样，哥哥怎样怎样，琪琪格怎样怎样。

然而我没有见过这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或听过他们的故事。每每问到，外婆只说他们早已不在人世，然后闭嘴念佛，好像多说一句话都会惊扰他们已然安息的魂魄。

有一次我偷偷问了外公，外婆的家人都去哪了？外公说他只见过外婆的父亲，还有她哥哥图古勒，以前图古勒跟外婆一起去城里卖山货和皮毛。后来听说他在山上遇到野兽，失踪了。

从那之后，外婆就再也没提过她家的事，那些事成了禁忌，一提起来总会伤心一番，倒不如压在心底，渐渐释怀。

我翻到塔拉旗那一页，见到若干熟悉的地名，都是小时候外婆带我骑马去过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我不认识，可能是后来改了名。

有一个村庄的名字我最熟，赛罕嘎查（蒙语“村”的意思），外婆的老朋友柴爷爷就住在那，她带我去过很多次。有时柴爷爷也会进城看望外婆，提上新打的飞龙和一麻袋榛子。

柴爷爷是汉族人，年幼时家里闹饥荒没饭吃，他和几个兄弟跑出来，想去东北投奔亲戚。路过我们那里时正值寒冬，差点冻死在路上，幸而被一个猎户搭救。之后他就改学打猎，做了个猎人，那个猎户就是我外婆的父亲。

我打电话问霍展旗，外婆之前的村子叫什么。霍展旗正打麻将，我听到对面传来麻将机洗牌的声音。

“什么村……”我猜他正把电话夹在肩上，双手码牌。

如果让他自己想，他一晚上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我只好把村庄的名字挨个念给他听。

“等一下！”念到额吉嘎查的时候他叫道，“好像是这个。”

“你确定吗？”我对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印象。

“小时候听我妈说过。”他的音量大了很多，可能码好了牌。

“听你妈说的？”我诧异。我妈他们姐弟三人，没有一个跟我们提过外婆家的事。

“就是小时候偷听她和我爸说话，听到过这个名字，说是为了纪念姥姥去世的外祖母才起的这个名字。”

我哦了一声。额吉就是蒙语妈妈的意思，这样倒也说得通。

我告诉他，我拿到外婆在图书馆借的书了。但他正沉迷麻将，就在我们对话的这几分钟里有人胡了，气得他骂了一句，那边乱哄哄一片。

我挂掉电话，翻开下一页，想找到额吉村在那几年间有何变化。可出人意料，1967年这个村子就消失了。

山脚下的村庄与村庄之间都隔着不远的距离，如果合并，更大的可能是多个村庄合并成一个，而不是一个小村庄直接消失。

额吉村消失，说明那里没有人住了，人去哪了呢？外婆那时已经搬到了城里，村里住的应该是她的哥哥图古勒。联想到外公所说图古勒的遭遇，他很可能就是在那一年遇害的。

但这和外婆来上海有什么关系呢？

我打给霍展旗，但刚按下拨出就挂断了。他现在的麻将脑袋除了二饼六条装不下别的事，我改成文字消息，让他明天去外公那里套话，问问1967年发生了什么事。又让他催催他的战友，如果查到了司机的资料就联系我，无论查到多少。

总算有了点发现。我长舒一口气躺在床上。

时间已过十二点，屋内屋外都寂静如谜。窗帘还没有拉，我朝下面望去，院子里只剩珊迪在寂寞地围着花圃打转，叼起角落的皮球自娱自乐。

我拍了几张书的照片，然后打开房门。叶丹青的房间还开着灯，她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睡。我抬手想敲门，但手指终究没有落下去。

我回到屋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谢谢两个字，夹在书里，走出去轻轻把书放在她的门口。

晚上我睡得安稳，甚至窗帘没有拉也没影响我的睡眠，直到上午被热得发烫的天光催着醒来。

居然又快中午了，手机里很多消息，霍展旗麻将打了一通宵，早上六点问我什么1967。三小时后又说，老钱今天会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