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近瘦了好多。”

崔时曼趴在我的身上，手指按在我的锁骨上，顺着它的走势滑动。

我伸手，扯住被子盖到我们两个赤条条的身上。

“是工作很累吗？”崔时曼的两根手指捏住了我的锁骨。

锁骨立刻有了细微的疼痛。我捉住她的手，放到嘴边亲一亲，“没有。我只是有点儿苦夏。”

“苦夏？”她抬起头，下巴垫上我的胸膛，压走我一大半的空气。可是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弯弯的，月牙儿一样，神采奕奕。

“什么是苦夏？”她发现很好玩的词，一字一顿地重复，“我怎么不会苦夏？”

“苦夏就是天太热了，不爱吃饭。”

她的脸在我面前逐渐放大，唇上落到软软一个吻，她在这晚得到难得的快乐：“胡说，这个世上没有苦夏这个词。”

我看见自己的脸倒映在她的瞳仁里，有些迟钝的呆滞。

这份呆滞应当与身体里隐隐的疼痛没有关系。它大约源自于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时曼笑得那么开心，好像她六岁那年和我的初遇。

我小时候很调皮，三天两头的闯祸。

第一次见到崔时曼那天，我拿了妈妈的修眉刀，把自己一边的眉毛刮掉了一半。

另一半还没来得及动手，来叫我去见客人的妈妈就尖叫着打断了我。

接下来就是六岁的时曼‘咚咚咚’地跑过来，看着我的眉毛对我大笑。她笑的真的很大声，我都看到她的扁桃体了。

“真的吗？我不记得我小时候这么夸张。”

二十五岁的崔时曼坐在老板椅上，在合上这一份文件和打开下一份文件的间隙反驳我。

她的眉毛总是不自觉地微微皱着，说话时有些不耐烦。我知道不是我惹恼她，是繁重的工作让她心烦意乱。

我没有再说下去，也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们认识之后一起做的许多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