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世界能像地图一样扁平，那么出生地就是原点，人用足迹画出一条又一条曲折的线，连起来就是人生。

我一直觉得奇怪，广河这么小的地方，人口流失严重，它又老、又旧、又破，可我依然嫌它吵闹，有时我会思考我人生的理想职业是什么，思来想去我想做个护林员，去大兴安岭，去那片丰饶而无言的土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

我们刻意挑了下午的车次，这样到了广河已经是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入夜总让人更安心，我笑着跟纪乐调侃，可能上辈子是什么蝙蝠之类的夜行动物，他不予置评，耸了耸肩像个小孩子般一路看着车窗外绿油油的苞米田，越往南，苞米田变成了葡萄架和苹果树，一根根灰白色的柱子扎在土里，果树像是两只掌根相贴张开的手，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得出他似乎想要变成一只鸟，飞跃崇山峻岭，飞过广袤无垠的大地。

“区云”跟我说过，他有时觉得他自己好像被关在了一间玻璃房里，看得到、听得到，却感受不到，哪怕是外人对他的恶意与坏情绪，他都像是在看别人的表演，当然，他还没尝过人间的甜头，所以他会用东西伤害自己，提醒他自己不是一条住在鱼缸里的金鱼，“区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偶尔会觉得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做什么都很亢奋，有时又觉得一切都很糟糕，只想睡死过去。

等快要到广河时，车窗外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他无聊抠起了手指，无视了前座大叔震天响的呼噜声，以及身侧打电话大姐的大嗓门。

客车驶入广河界，蓝底路牌一晃而过，最后一站客车上的人已经没剩下几个，借着幽暗的灯光向窗外看去，很奇怪，这么晚了，应该不会再有别的车次，可客运站的门口分明如疏星般站着几个男人，还停了几辆轿车。

“我觉得是警察。”我微微抬起屁股，忍不住将目光投向车外，如何也是躲不过的，这我心知肚明，纪乐的书包丢在那家旅店，只要警察一翻就能找到学校和班级，我俩都是逃不过五指山的猴子，更何况我猜在清岭时警察就查清了我俩的去向，才会这么准时等在客运站门口。

不过没关系，反正也已经见到了郑迪，既然警察都发了公告说凶手已经落网，最多就是被叫去询问一下为什么跑，总不至于认为我俩是什么从犯，想到这儿我不安的心平复了些许。

大客车拐了个大弯一头拱进客运站的大院儿里，车上的人像是坐在一艘小船上，随着海浪一起摇摆，我抓紧了前座靠背后头的塑料扶手，预想着一会儿下了车或许就会有人把我们团团围住，然后带回派出所询问，不过这不是我第一次去派出所。

几年前王学儒的傻儿子在楼底下玩儿差一点跑丢了，好巧不巧学校要户口本，那天我去找王学儒拿，到了他家才发现家里头没有人，照理说应该是傻儿子的姥姥在家带孩子，可那天偏偏爷孙俩都不见了踪影。

当天下了大雪，我在小区里找了一圈儿，直到在小区里的棋牌室看见了傻儿子的姥姥正在打麻将，一件大红色的毛衣，一头紫红色的短卷发，涂着正红色的口红，想不注意都不行。

他姥姥说王学儒要下午六点半才能到家，她没事做带着外孙出来打麻将，她很看不起我，我能从她鄙夷的眼神中读懂她的意思，在她看来我就像是一只捡垃圾的流浪狗，因为我曾亲耳听见她说王学儒的财产都只能是王启的，因为王启是儿子，我是女儿，是我妈的肚子不争气，生女儿这辈子就只能是吃苦受累的命。

我最开始很生气，可后来越想越不明白，她生的难道不是女儿吗？她还生了两个，如果她认同她她自己的话，那岂不是要吃两倍的苦？受两倍的累？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她有点儿滑稽。

不大的棋牌室里放了四张麻将桌，每张桌子旁的人数都刚刚好，几个小孩拿着小汽车坐在沙发上玩儿，满地的烟头和烟灰，二手烟弥漫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我被呛得屏住了呼吸，可那几个孩子却像是早已经习惯了，一袋虾条打开包装几个人一边儿吃一边儿玩，唯独没瞧见王学儒儿子的身影。

他儿子叫王启，启明星的启，出生的时候胎盘老化加脐带绕颈，打了催生但并没什么效果，最终还是因为缺氧损害了运动神经和语言神经，我最开始常常把我俩的名字放在一起念，他是启明星，而我是秋天的野草，念得多了就越来越讨厌他的名字，也讨厌他，直到我再也无法接受这两个名字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我问她王启呢？她头都不抬指了指沙发。

那天，一个走路摇摇晃晃、说话都说不明白的脑瘫儿因为家长沉迷打牌而走丢在下着雪的寒冬里。

她从塑料凳子上跌下去，两条腿像是括号的左右两边儿，又哭又闹，不停拍打着大腿，嚎叫声像是被抄了家，高跟棉皮鞋蹬着瓷砖翘起的缝隙“咚咚”响，我看着就烦。

我走到麻将室的柜台前拿起座机报了警，然后又独自冒着风雪在小区周围寻找，我想不会有哪个人贩子会拐一个打眼一看就不正常的孩子，在同龄人都去幼儿园的年纪，他还管不住流个不停的口水，比楼下八十岁脑血栓的冯大爷还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