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衡扑倒在李昭旭的身上，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

“昭旭啊，你明明还年轻，你怎么忍心……”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江衡才从极度的悲痛中暂且解脱出来，带着重新拾回的少许理智和红肿的双眼去找张尚文,陵山民主共和国的新任领袖,和他商议接下来的处理事宜。

“张尚文同志,昭旭他……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张尚文心头一震,却没有被悲痛战胜理智,他知道,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依靠了。

从此往后,治国理政和肃清奸佞的重任,只能由自己一个人肩负着了。

他连忙赶到李昭旭的房间，和江衡，温思广一同替他换上衣服——李昭旭的生活作风一向俭朴,十几年来都没添置过几件新衣裳。

江衡在衣柜里翻找了半天,才找出一套磨损的不算太严重的衣服一一正是他当年在容楚城和江衡举行婚礼时穿的那一身。

江衡望着那几件熟悉的衣服,内心更多了几分物是人非的感伤。

李昭旭的棺木,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他在意识还算清醒的时候就三番五次地嘱托过江衡:

“你们不要为我搞什么特殊,不用弄什么追悼会纪念仪式之类的,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普通老百姓,棺材也就用最一般的那种就好。”

即便如此，张尚文还是为他准备了一口价格中等的檀木棺材。

“再怎么样，他也是咱们陵山国的领袖啊！”

1889年4月1日,李昭旭的追悼会在红霞会议厅中的红萤广场上举行。

张尚文穿着一身纯黑色的西服，站在演讲台上，态度极其庄严地主持着这场追悼会,他的神色，就像是笼罩在整个陵山国上空的乌云那样阴沉。

江衡领着她和李昭旭的两个孩子:十七岁的李谨和七岁的李训,扶着李昭旭的棺木,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赵思贤，高宇峥,王存真三位同志站在江衡身后,默然不语,悄悄地抹着在脸颊上肆意流淌着的泪水。

成百上千的人一一普通百姓和政府官员们都挤到了红萤广场上,抢着见他们的领袖李昭旭最后一面。

“李昭旭同志啊!我们陵山国可不能没有你啊!”

“要不是你,我这一家十几口人估计全都让蒋经纬他们给折磨死了啊！”

“李昭旭同志啊,你就是我们陵山国几千年以来最伟大的领袖啊!”

人们哭天抢地，不顾一切地大声哭喊着，表达着自己对李昭旭的眷恋与不舍，为本就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增添了一抹悲哀而凄凉的底色。

首都里的百姓只享受过风气整治运动为他们带来的权利，没有遭遇过连启平集团及其“协助小组”的迫害——连启平一向行事谨慎,她还不敢在恒荣城这个最容易被抓住把柄的地方兴风作浪。

他们对李昭旭的感情,无论是怀念还是崇敬,都是极其诚挚而纯粹的。

至于其他城市的民众,他们已经在日复一日的残忍折磨和无情迫害之下逐渐淡漠了对李昭旭这位伟大领袖的爱戴和尊敬,甚至有人将李昭旭的逝世当作一件不值得为之感到悲伤的“好事”，并且希望新上任的领袖能多彻底颠覆真理主义的“旧制度”，引领他们走上一条花团锦簇的新道路.

这样的局面，正是“连启平集团“最希望看到的。

他们身处于阁楼之中，心却漂浮在高台之上,随时都有可能搞上一出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好戏”。

听到李昭旭逝世的消息之后，他们非但一点都不悲痛，反而还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意和释然,以为属于自己的“好时代”终于要到来了。

“张尚文的靠山已经倒了,整个中央政府里面几乎都是我们的人,从此之后,我们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1889年4月4日,李昭旭被新任领袖张尚文下令安葬在恒荣城外的念真山,和那些在战争中英勇捐躯的烈士一同长眠。

料理完李昭旭的丧事之后，江衡也累得一病不起，过度的悲痛和长时间的操劳折磨得她身心俱疲。

一向要强的她，此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病痛面前的渺小。

江衡留在后院养病,李谨和梁向暖在那里照顾着她,“前面”的责任,就全都落在了另外四名同志的身上。

也正是在那时,陵山国中央政府内部的汹涌暗流有了泛滥成灾的迹象。

4月30日,中央政府宣传部、文化/部、国防部的同志们集体“造反”了,他们以罢/工作为威胁来要挟张尚文,命令他释放阁楼中的连启平等五人

.“你们就是在倒行逆施,就是要搞权威主义!要不然,你们怎么能乱抓人呢？”

“把连启平同志放出来！要不然，我们就罢工，再也不给你们这些厚颜无耻的小人办事!

我就不信了,这中央政府只剩下你们几个人，还能照常转得起来!”

“停止迫害!把叶泽霖同志还给我们!”

“团结起来，为许英才同志报仇!”

无可奈何的,张尚文只好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之下妥协了。

他知道,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维护住中央政府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才是一切工作的重心。

如果同志们真的闹起了罢/工,政府可能就要从此停摆了。

妥协也好,迁就也罢,他不得不暂且顺应着他们的意愿行事。

“连启平集团”被从阁楼中释放了出来，针对他们四个的处分变成了在自己家里“面壁思过”。

他们重获了自由,却并未官复原职。

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洋洋得意着,以为自己已经一只脚迈进了胜利的殿堂。

张尚文试图将“连启平集团”送上法庭,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罪行，却被他们的支持者们给态度坚决地阻止了

“你们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凭空污人清白！”

“现在还有很多民众在受苦受罪，你们怎么还好意思搞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东西？”

“你们就是要煽动对立,就是要破坏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坐在“领袖”的位置上,张尚文感到自己向前行走的每一步都难如登天。

在李昭旭还在世的时候,中央政府里的同志们纵然和他政见不和,却碍于李昭旭的威严而不敢对张尚文的言行政令多加干涉,“拨乱反正”的工作能顺利开展，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现在,在李昭旭过世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好忌惮的了,纷纷将自己的丑恶嘴脸展现了出来,他们人多势众,企图以“罢/工威胁”和舆论攻击来左右张向文的政令。

张尚文身为领袖,却几乎没有一点发号施令的自由。

除了那几个和自己同为“弱势群体”的好同志之外,没有人愿意支持他、拥护他,为了维持住那个病态的稳定,他只能无条件地迁就着那些“大多数”。

他仿佛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被潮水般泛滥的舆论攻击和道德绑架所裹挟着,纵有再多的才华和抱负都无法得到施展。

他感到痛苦，感到愁闷,感到迷茫,他感觉自己像是被关进了一间密不透风的暗室,拼尽全力也无法找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