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应悟从前没觉着玳安儿这么招人恨，如今看他一脸得意相儿，直怄得肝儿疼，再说不出话来。他旋风似的奔回百惠堂，气冲冲叫上了门板，把帐房先生、药柜伙计都召到跟前儿问话。

这一问不好，原来他们都知道西门庆背后使的手脚，也都收了好处。徐应悟扶额哀道：“有意思吗，嗯？只把我蒙在鼓里，叫世人看我笑话.”

小伙计是个伶俐人儿，见他伤心得紧，忙打圆场道：“也不能这么说。先生妙手仁心，为乡亲们驱邪除病总不是假。”

账房老先生却拉下脸，清了清喉咙道：“今日既然将话说开，我老张也不怕得罪了先生。要我说，先生不是干这行的料，早晚寻个别的营生才好。”小伙计闻言直缩下巴，这话也太伤人了。

徐应悟咬牙不做声，老先生揣手道：“咱虽不是那悬壶济世的，这些年跟着惠老先生，也见过些事。你就不说别的，前月廿八，那小儿高热惊厥，脸儿都烧得通红，把那小媳妇急得，站你面前两腿都打抖。你倒好，不给人开方拿药、施针放血不说，还把人包被解开，叫拿凉水冰头！你说说,热烘烘的病弱身子，万一着了风？你就不怕担上人命？！”

徐应悟惊骇失语，半晌才出声道：“发高烧，不得先降降温？那不把孩子脑子烧坏了？”

老先生指着他“你你你”了半天，拂袖背手而去。

徐应悟不知自己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闭了铺门，又怎样拖着身子捱到了家。他一头扎到被里，闷头大哭一场，直到月上树梢，才勉强打起精神，下床来找些吃的。

他无比懊恼，责怪自己自以为是、异想天开。掌握现代医学常识，并不能在古代“降维打击”治病救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个人休想凭什么“金手指”改变历史进程。无论在哪个年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不能丢。

徐应悟何尝不知道，其实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是从政、成为一名大宋公务员。以他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程度，发奋念个两年，经义、策论自然都不在话下。唯一的问题，还是学籍。

张松出身贱藉，冒西门庆之子之名才得以有份参加童试。他“应伯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宋代“士农工商”的阶级等次中，商贾位列最末，原则上他也没资格应试科举。

虽然北宋末年官员腐败、朝纲已乱，商人想取得功名，并非绝无可能，譬如西门庆就砸下千万两金银，买了个扎扎实实的官儿当，可他能买的，仍是武职，科举制度的空子，其实没那么好钻。徐应悟身无长物，眼下百惠堂也待不下去了，他哪有钱去县学疏通打点、为自己改出身、挂学籍？总不能也给谁当便宜儿子去吧？

痛定思痛，徐应悟意识到，在封建社会，耕读考学，才是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事到如今他能做的，是老老实实回乡下种菜，帮助前妻把蔬果产销一条龙事业搞起来。卖掉城里的房子，去当几年农民，他便可凭农籍报名应试。

越是落后僵化的社会，越是没有捷径可走，从今起，他必须丢掉幻想，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像此间世界里的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踏踏实实凭自己的劳动好好活下去。

不过在此之前，仍有几件小事需要处理妥帖，他才能放心离开。徐应悟细细思想了整整一夜，天明时分便筹谋已定，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