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州过来拉住我的手腕把我带进去，里面亮着灯，那时我有种错觉，他好像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丈夫，因为他脸上的疲态是那么明显。

我解释说：“在写数学作业，就回来晚了。”

“你可以拿家里来写的。”陈州说，“不会的我可以教你。”

“没事，已经写完了。”

“谢羌，现在太晚了，我是让你以后早点回家。”

我敏锐地捕捉到他话里隐藏的信息，收拾书包的手停顿了一下，问道：“陈州，你以后不和我一起回家了吗？”

陈州没有说话，我晓得他是默认了，那时我赌气似的哦了一声，什么都没有问。

题目在学校里已经解决，作业只剩下一套英语报纸，两个阅读，一个完形填空，我很快就做完，对着答案看了一下，竟然错了很多。

我烦躁地对着词典查单词，在原文中找句子，发现都是一些很幼稚的错误，至少不应该存在于我身上。

陈州如果看见的话，一定会训我。

我看着他们家的方向，想着刚才见到陈州的样子。他的皮肤很白，以至于有一点风吹草动都难以隐藏，十七岁，快要十八岁的陈州，皮肤苍白，眼神忧郁，沉默，好像还有沧桑。

我不知道陈国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他这么劳累。

我咬着笔，坐在学习桌前，眼前是一个一个堆积成山的英语单词，单词书上贴着天安门的贴纸，五星红旗在门前飘摇着，仿佛在向我招手。

我完全不担心陈州的成绩会有所下降，小的时候我还这样期盼过，想着他长大了成绩不好，我妈就再也不会拿他跟我比较，可以放我一马。

然而这么多年，陈州都没有实现我的这个愿望。直到我长大，陈州还是学习很好，名列前茅，但我妈也不会再拿我和他比较了。

我和我妈之间的矛盾，早已经改朝换代。

高二的最后一次考试，我顶着头顶呜呜的风扇写完最后一道题，搁下笔，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窗户外面的蝉叫得十分厉害，仿佛要把嗓子扯烂，新长出来的梧桐叶也在摇曳生姿，我看着头顶的蓝天，平白想到了我爸过世的那个下午。

也是这样的艳阳天，已经将近一年了。

我们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忙，只有他一直停留在原地。

泪水似乎在那个下午流尽了，现在再想起我爸来，尖锐的痛苦已经被时间磨平，变成了积沉在胸腔里的闷痛。

我回忆一次，就好似重锤敲击一下，声音长而慢，余声震震，回荡许久才舍得消散。

考完试的下午我们就出了成绩，陈州依照以前那样，下楼先过来看我的分数。

那时同学们沉浸在即将放假的喜悦中，走廊里乱哄哄的，我站在陈州身边，看着那观感尚可的数字，笑嘻嘻地问他：“怎么样陈老师，你还满意吗？”

陈州说：“继续保持。”

我切了一声，对他这不痛不痒的评价很不满意，但没办法，陈州就是这样的人，十几年来都是如此。

从来不会说好听的话哄人开心。

“你考得怎么样？”我反唇问他，尽管知道答案不会有什么更改。

陈州说：“就那样。”

这句话放在别人身上或许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违和，他一站在那里你就知道，他就是这么个人。

或许老师也急着回家，各科试卷加起来也只讲了半天不到。原本工程量最大的数学只用了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其余各科更是一笔带过，语文只标注个别文言文字词的意思，英语只讲单词和作文，以至于放学的时候连天都还没黑。

安娜坐在我身边，埋头在课桌底下涂着亮粉色的指甲油，味道熏得我险些睁不开眼。

数学老师讲完试卷，她也终于完工，把手指递到我面前对我说：“怎么样，好看吗。”

“不好看。”我说，又补充了一句：“丑。”

她皱起眉，甩甩手：“小屁孩一点审美都不懂。”

说着，她又把胳膊伸过来，把短袖袖子卷到肩膀上面，原本被遮住的地方有一大片的青色文身。

我吓了一跳，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那种街头混混或者古惑仔，□□之类的人身上才会有文身。尽管安娜如此地离经叛道，可她的第一身份终究还是个未成年的学生。

“你不怕你爸妈知道呀？”我用手摩挲着上面的图案，还是不可置信：“纹上以后可就都洗不掉了，这是一辈子的事。”

“你把一辈子看得太重，太值钱了。”安娜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略带嘲讽的口吻对我说话，好像她是什么经验老道的人一样，“没听过一句话，明天和意外，不一定哪个先来。”

我觉得不务正业的安娜有时候说出的话也颇具真理，比如刚才那句，我把一辈子看得太重，太值钱了。

我不舍得让它有什么损耗，规行矩步，瞻前顾后，总是害怕让自己后悔。而事实上，我的未来也并非什么易碎的珍宝。

我的未来在很多年以后，而安娜的未来最远只到下周。

下课时安娜拽着我一起上厕所，她不爱拉手，觉得太矫情，反而大大咧咧地揽起我的肩膀。等走到厕所，在洗手台前悠然点上一根烟。

她挑眉看了我一眼，问我：“敢不敢来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