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计划，下一站是银座，我们将在那里享用令人又爱又恨的午餐。

恨属于云雀，而爱归属于我。

云雀即便再恨也不会表现出来，他并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情绪。遑论他本就没那么“恨”——那只是我艺术而夸张的修辞手法。

我提前预订的套餐里包含一道煎牛肋眼肉和蛋包饭，这一切并不如云雀的预想——在他的想象中，餐桌上摆的应该是吐司、吐司和吐司，总之全是吐司。

我的白人胃对这家餐厅的吐司感到分外满意，然而其她菜品就只是差强人意的程度，不过能吃就行，漂亮饭嘛要求别太高啦。

因此，云雀恭弥那挑剔的日本人胃倒是不那么满意，我让他放弃吧，想吃日式料理可以回家做梦去。他沉默地望着我，几乎令人生出一种猛兽预备捕猎的错觉——那真的只是错觉吗？——他就像是看到了合意的猎物，狭长典雅而颇具风情的灰蓝眼眸微微睎起，他盯着我，面上未有几多神情，寻常人该为此感到一丝难容忽视的凉意，但我只是想，他的眼睛一直都这么漂亮。

云雀恭弥很快移开视线，眼神重新变得薄薄淡淡，他真像是一抹飘云，一块不融的浮冰，此刻被我生拉硬拽拍了几张照片，即便化作电子数据也还是那副表情。

我真心实意地告诫他：“拍照的时候多笑笑啦。”

他显然没往心里去，反而困倦地打了个哈欠。但我是认真的：假如我必当在十年后死去，那我们的合影里还是多留一些笑容比较好。不过，算了，这样就好，毕竟他就是这样的人嘛。

吃过饭，我们去了一趟出版社。我的编辑就职的出版社位于东京，我们通常以邮件联系，今天机会难得，我特地跑了一趟，和她详谈新书。

编辑葛木女士已从业多年，起初我只是抱着随便试试看的心态找到她，向她自荐，她却一眼就相中了我的作品，我们之间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葛木女士热情地将我和云雀迎进办公室，为我们准备好热茶，我们三人在会客沙发上围成一个三角形，我和云雀正是三角形的底边，葛木女士则是顶点。

我们严苛地维持着工作方面的专业关系，并不发展私人友情，也不分享或探究彼此的生活，我只提前告诉葛木女士一声，我说我要带一位朋友来陪我，她没有意见，这会儿看到姿态闲适地坐在我旁边的云雀，也只是无声挑眉，用口型问我：朋友？

我用力点头，同样用口型回她：最重要的那个。此时的神态与语气已接近炫耀，我总是不吝啬于向她人展示我和云雀的关系——独属于我的稀世珍宝，我时而想扮演贪惏自私的龙，将他珍重地隐藏在我怀中，时而又堪称矛盾地想要向世人展示他那瑰艳无极的光彩与姿容。

我们三人围在一起已是群聚，然而云雀未发一言，也并未攒起眉心，只是静默地在旁等待，我和编辑轻声地说话，讨论到要点时不禁双双抬高音量，他却仿佛并不难耐，也并不感到厌烦，只是沉静地注视我，注视我广阔的、他以外的世界。

我和葛木女士没有谈太久，我们聊了旧书新书，聊直木奖，她脸上挂着胜券在握的微笑，说获奖名单公布的时候我绝不会失望。她已经去见过了评审委员，下一步是推理作家协会奖。

那当然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可是独一无二的天才。况且十年后的世界也已经证明了这一切：小说家“玛琳”已举世闻名。

如果不是《镜宫》系列的稿件已然发表出版，或许我也能一举斩获江户川乱步奖和横沟正史奖。

我哼着愉快的小曲儿拉着云雀跟她告别，云雀向葛木女士微微点头，表现得还挺有礼貌，真是难得。

我们又在东京塔侧看了落日。

宏大的、永不坠落的太阳，那烂漫璀璨的金乌终于隐入地平线。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东京塔仍未亮起，然而骄阳的美丽余晖已在其上涂抹粼粼的波光，金与橙与红肆意地跳动，像是在与今日最后的天光、消匿无踪的日影道别。

我想，好绚烂，好浪漫。

天空、东京、铁塔、今日，都是如此。

餐前上了两杯起泡葡萄酒，我们俩都滴酒未沾，真是可惜。我不喝酒也不吸烟，我认为酒精和尼古丁会影响我清醒的理智，有损我完美运转的大脑；云雀则对洋酒毫无兴趣，假如此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日式清酒，说不定他还愿意小酌一盏。

“我不喝外国酒，”他是这么说的，“我对这种东西没兴趣。”

话又说回来，我们俩一看就是未成年的学生，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上餐前酒啊？完全浪费了！

餐刀最后一次落下，我最后一次切割牛排。东京的约会结束了。

两人席是面对面的座位，这是今天唯一的遗憾。我更喜欢和云雀并排坐在一起，但也没关系，这样的位置便于我随时观察他的眉眼，使我易于用目光描摹他的面容。

约会本身不重要，花不重要，餐厅不重要，风景也不重要。和云雀恭弥在一起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