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过量的麻醉已经对我的大脑造成了损坏。

不然我不可能至今依然面对着娜塔莎·罗曼诺夫无动于衷。

“这些”，她将装着补办的id卡、护照、银行卡等卡照的透明文件包递给我。

“谢谢”，对着无微不至、不仅帮我交接遗产后续处理，还来接我出院，包揽了缴费和卡照办理等一系列事项的律师，我真诚地表达了谢意。

对，我收到的遗产。

埃斯佩兰萨的遗产。

“绿墓公墓”

司机听到目的地对我投来了怜视的目光，我想他把我当成了这些天里、在纽约大战中受伤并失去家人的乘客中的一位，尽管这具身体的主人的确失去了双亲。

我把文件包抱在怀里，靠在座椅背上闭目养神。

埃斯佩兰萨的记忆从两岁半坐在公园秋千里开始，到纽约大战前一天晚上接到父母说第二天要来她的住所看望她的电话为止。

加在一起年龄超过百岁的中年夫妇，因为想念独立出来自己住的独女，从华盛顿驱车赶来探望。

他们心心念念地出发时，他们的女儿已经被另一个世界的陌生灵魂取代；当他们驱车开到曼哈顿，齐塔瑞人刚巧从传送门里举着枪落下来。

多么无辜且巧合的灭顶之灾。

我最早的记忆也能追溯到两岁多时母亲帮我推秋千，我甚至记得清当时自己穿着的浅绿色连衣裙的颜色。在我的世界，我最后的记忆是睡前父亲敲门告诉我“明早六点社区统一核酸监测”，我骂了一声“草”关上手机倒头就睡。

人的脑容量是有限的，虽然无法具体测算有多少个G的内存。

如果我的记忆大小是一千个G，埃斯佩兰萨的也有那么多。

昨天的头痛只持续了一小会儿，那一千个G就顺滑的流进我的海马体，和我自己的记忆混在了一起。

现在那两千个G在我脑海里打架，我一会儿觉得十八岁生日时在酒店和亲戚一起吃了成人酒，收了一堆红包；一会儿觉得十八岁生日的时候父亲租了个小型游艇，我和高中的虚假好姐妹坐在里面夜游哈德逊河，一起开了几瓶中档香槟。

这样下去也许我会只剩一半，另一半是埃斯佩兰萨。

站在布朗先生和布朗太太的墓前时，我刚拉上文件包的拉链。结账的时候我取出了里面的银行卡，再放回去时拉链很顽固地卡住，我就这么一边试着用蛮力拉上它一边往娜塔莎告诉我的墓碑方位走过来。

布朗先生是做风投的专业理财人员，布朗太太是同家公司的财务会计。他们给女儿留下的信托和资产是房屋损毁赔偿的几十倍，我再也不会被出租车打表器上的数字吓到了。

我走得离墓碑更近了些，近到蹲下膝盖就会磕到石棺边缘。

“mama”，埃斯佩兰萨的眼泪从我眼里流了出来。

将小裙子放在我身前比较大小的年轻女士，开车送我去上钢琴大师课的男士，亲手为我做生日蛋糕、站在餐桌前笑着等我吹蜡烛的男士和女士，挽着我的臂弯和我一起逛百货的女士，帮我撩起碎发放到耳后、眼角生出鱼尾纹的温柔女士，同意我独立、给我买了公寓却满眼担忧，抬头纹堆起沟壑的中年男士……

“papa”，埃斯佩兰萨的哭声从我嗓子里喊了出来。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

——

埃斯佩兰萨的记忆最终留下了三分之一，我不知道我被替换掉的那些记忆都有什么，因为我已经不记得我忘掉了什么。

“嗨，吉尔顿太太”，我关上家门，和刚好提着塑料袋上楼的房东打招呼。

我最终没有选择离开纽约，在布鲁克林租了一间联排公寓。

推开卧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绿墓公墓里教堂的塔尖。